电影中复原的圆明园繁花似锦与现实中荒凉的遗迹形成鲜明对比

　　圆明园，中国园林史上最为华彩的那一段乐章，记录着中华民族强盛与辉煌，以及曾经的苦难与屈辱。

　　如今，民族复兴的号角正在嘹亮地吹响，面对着这承载中华民族美丽与哀愁的圆明园，我们能做些什么？

　　是修复那曾经的华美梦境，还是保存这遭受蹂躏之后留下来的断壁残垣供人们凭吊？

　　在争论声中，圆明园修复工作重新启动。

　　2007年10月，纪念圆明园建园300周年的国际学术会议上，圆明园整修问题被趁势提起，并得到响应。会后，有消息称，2008年长春园宫门修复工程将启动。这意味着被中断的圆明园古建修复工程将重新开始。尽管仍旧面临争议，但是圆明园修复工程启动看来是势在必行。其实，自1980年圆明园保护被人们关注开始，笼罩在圆明园保护工程上空的争论疑云就从未削减过。

　　修还是不修，这是个问题

　　如今已经94岁高龄的汪之力是“整修派”的领军人物。20世纪50年代，汪之力出任建筑科学研究所首任所长，1980年的《保护、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的倡议书》即是他牵头起草的。   

　　当年，汪之力在国家部委、北京市政府的老战友中广为联络、策划并起草的这份《保护、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的倡议书》，号召对圆明园进行保护、研究和整修。   

　　在倡议书中，他写道：“我们有志气、有能力，在帝国主义破坏的废墟上整修、重建圆明园这一优秀的历史园林，使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做出贡献。”   

　　那一年，1583人在这份倡议书上签字，这是一份超级“华丽”的签名名单，列在前面的有宋庆龄、沈雁冰、习仲勋、许德珩、张爱萍、史良、荣毅仁……老将军张爱萍所写“整修整修，还我河山锦绣”一度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话语。   

　　1980年10月18日，倡议书公开发表，争议随之而来，并被鲜明地打上时代的烙印。

　　同年12月，《人民日报》以读者来信的形式高调质疑“整修”的合理性：“我国近十亿人口，现在还很穷，问题成山，需要大量经费解决。”这在当时是颇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，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复圆明园的历史也被人重新提起。   

　　半年之后，圆明园管理处和筹建中的“中国圆明园学会”也以读者来信形式回应质疑，“是逐步整修，不是马上复原”，“整修圆明园是可能的”。　

　　反对的声音并没有平息。曾任新闻出版署署长、浙江省省长的周建人在《北京晚报》上另辟阵地，“周总理曾当面嘱咐我：雷峰塔万万不能重造。鲁迅曾经写过文章，说雷峰塔的倒掉象征了妇女的解放，你有权阻止它的重造”，“我们的经济建设任务还十分繁重，修缮古迹文物应该有所选择，要有利于教育人民，团结人民……圆明园目前不宜重造。”

　　圆明园的遗址就在这样的争论中荒废着，而各种利益群体则在觊觎着这个占地达5200亩的遗址。   

　　跑马场、图腾园、野生动物园、水上摩托艇、儿童游乐场、西洋楼前抬花轿……形形色色的时代产物云集圆明园。一些近在海淀，远至门头沟龙泉镇，甚至内蒙古的单位、个人纷纷跟圆明园管理处搞“联营”。

　　眼见圆明园这个当年的万园之园被糟蹋得不伦不类，“废墟派”应运而生。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西方文化史专家叶廷芳。

　　1995年，叶廷芳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《美是不可重复的――圆明园遗址前的叹息》。

　　从历史脉络上来看，“废墟派”应该是1980年秉持反对修复圆明园理念的那一派的延续，只是反对的理由不再局限于财力，而扩展到文化学以及美学角度，这无疑使关于圆明园的争论至少看起来具备了更多的专业性。   

　　整个90年代，“整修派”和“废墟派”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辩论。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读书》、《北京晚报》、《中华读书报》、《首都博物馆丛刊》等专业期刊都发表了各种观点。   

　　其实即使是在“整修派”内部，想要全部重建圆明园的也只占极少数，而大多数人还是主张部分整修。在他们的计划中，已经成为圆明园名片的著名的西洋楼遗址废墟也应该保存。事实上，在“整修派”内部，关于修复多少的争论也一直在进行着。   

　　尽管内部也存在争论，但是并不影响他们面对“废墟派”时的一致，那就是至少要复原圆明园中的山形水系和植物配置。 

  ( 编辑：梁宁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