包炎辉是上海黎辉绒绣艺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。号称总经理，他手下只有１６位平均年龄５５岁的手艺女工。他们原来都是上海红星绒绣厂的干部和工人。工厂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初解体后，钟爱绒绣艺术的他们，自发组织起来，办起了这家民营性的绒绣制作公司。看他们近２０年的作品，所有的人都会跷起大拇指：人民大会堂有３６个厅，其中１０个厅的装饰作品，都是他们一针一针、一线一线绣出来的。如上海厅的《外滩夜景》、国宴厅的《万里长江图》、香港厅的《维多利亚海湾夜景》、澳门厅的《中西荟萃》、重庆厅的《山城夜景》等。中央军委八一大楼第一接见厅《革命圣地延安》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大堂《长城》、上海市政府市长会议室《上海明天更美好》、陈云纪念馆《陈云像》、河南黄河迎宾馆《嵩岳秋色》等，也都是他们的杰作。

　　这家公司初创时有２８人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他们老的老、病的病、去世的去世，只剩下今天的１６人。包炎辉遗憾地说：“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曾经来人找我，急要一件作品，两个月内交货。可是，我们的能力起码要半年时间才可完成，机会流走了。上海世博局要１００个国家的领导人头像，我们２年也做不完，机会又失去了。”记者问：“为什么不招聘一些人，尤其是年轻人呢？”包炎辉叹口气，说道：“现在正处在两难之中，不知道怎样才好。接不到活，人多了，养不起。有了活了，一般都要得非常急，人力又跟不上。绒绣，是一项特殊的技艺，人才是需要培养的。我们又没有能力去办学校、培训班之类。再说，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人肯学这种手艺。不仅是绒绣，整个民间工艺都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。”

　　生产、销售、开发、研究、培养……在上世纪５０年代至９０年代初，民间工艺在国家的扶植下形成完整的系统。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秘书长王永庆，曾经向记者介绍：上世纪７０年代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，民间工艺处于黄金时期。那时，全国有１８０多个民间工艺生产基地和工艺美术服务部，有１００多座工艺美术专业学校，有９６所工艺研究所。那时，全国各个领域的职称评定都被停止了，唯有民间工艺享有这个特权，因而有自己的大师、技师等。那时，没有一家单位有产品出口权，只有民间工艺有国家特许：５万美元以下，可不通过外贸部门，现场就可交易。那时，民间工艺品在整个国家轻工产品出口中，占三分之一强。

　　然而，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，各地民间工艺工厂、学校、研究所、销售服务部等，倒闭的倒闭，合并的合并，缩编的缩编。北京原有４０多家工艺美术厂，现在只剩下１０来家，而且大多数名存实亡。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原来保存着成千上万种民间工艺样品，还有相关文字史料。但是，随着研究所的关闭，这些样品和史料全都散失，不知去向。上海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旁的工艺美术品服务部，原来非常兴旺，享誉中外，现在是一家快餐店了。上海上世纪５０年代有５００多位民间工艺大师。现在，在全国叫得响的民间工艺家没有几个。上海著名的顾绣、竹刻等民间艺术都凋零了。